从哪里说起呢？就从那片苍茫的大山说起吧！

    起自青藏高原东部，掠过四川盆地西缘，经云南入缅直至印度洋东岸的这片广阔山脉，因其主段横亘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，在地理上阻断了东西方向的交通，所以古人给它一个气势磅礴又恰如其分的名字——横断山。

    横断山的主峰，就是有“蜀山之王”称号的贡嘎山。它那海拔7665米，形如金字塔般的峰尖，卓然耸立于云天之外，亘古不化的积雪，在太阳下闪耀着摄人心魄的光芒。四周，高山林立，深谷密布，溪流纵横。脚下，来自遥远雪域的大渡河，如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，在高山峡谷间奔腾、冲撞、蜿蜒，流向平原，流向东方，流向大海……。

    这是一片雄奇瑰伟的土地。多少龙虎风云在这里际会，无数历史大戏在这里上演；吐蕃东征的铁骑在这里铩羽而归，羌人南徙的步履在这里望而却步，蒙哥汗的雄师在这里折戟沉沙，石达开的太平军劲旅在这里喋血饮恨，毛泽东的红军在这里绝处逢生……。

    这是一片神秘多彩的土地。除了汉族人民世代在这里耕耘，它也是康巴、白马、嘉荣、尔苏等藏族支系，以及彝、羌、番、摩梭等少数民族栖息的家园。在历史学家眼里，这里是世界上民族源流最扑朔迷离，民族交融与冲突最复杂激烈的地区之一，是名副其实的“民族走廊”，盛开着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之花。

    然而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当我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卷到这里的时候，它仍是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。它的贫穷，不是因为土地贫瘠，物产匮乏，更不是因为人们愚昧懒惰，不思进取。而是因为极其恶劣的交通条件和闭塞的信息交往、落后的生产方式、禁锢创造力的经济体制以及错误的，单纯“以粮为纲”的农业指导思想。在很多地方，即使终年从早到晚的劳动，也难以换来哪怕是最起码的需求——填饱肚子！

    一九七七年，已是我在贡嘎山脚下，大渡河边这个叫做“平阳沟”的偏僻山村里落户的第四个年头了。几年来，我学会了挑水劈柴，洗衣做饭，也学会了耕田耙地，栽秧打谷。我如今既是一个知青，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。从两年前开始，我还成为这个拥有四百余人口，百余户家庭的小小独立王国的财政管理者——生产队会计。说起这个会计的来历，既不是买通了哪个队长或贿赂了哪位书记的结果，而是应了一句老话——知识就是力量！

   在那个几乎一切都是国家的，集体的时代，农民自己只拥有一小块称为“自留地”的土地，用来种植一点蔬菜果木。然而就是这点可怜巴巴的自留地，也被视为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须时时清查，以防“尾巴”变长。七五年春，就有过一次这样的“割尾巴”行动。公社成立清查组，我受生产队派遣参加。山区的土地因受地形限制，形状有很多极不规则，俗称“耳子田”。意思是其形状复杂如人的耳朵般曲里拐弯。自留地就有不少这样的耳子田。要对这种极不规则的地块进行丈量是一件困难的事。以往一般是采用“目测”加“比较”的办法，即先目测大致面积并与账簿登记面积比较，看有无明显出入，然后再与记忆中的边界比较看有无变化。这虽然也不失为一种办法，但有两个弊病:一是目测本身不够精确，二是记忆带有主观性且无法验证。为此，清查组常和农户发生争执。为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建议对不规则地块也进行丈量。办法是:我先观察这块异形地块的形状，然后让丈量的人按我的要求测出一组数据，随即用心算或算盘迅速算出它的面积。这样算出来的结果与账册登记的结果比较，让他们大吃一惊，居然又快又准。最重要的是，由于有计算作依据，争执从此不再发生。其实，我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把复杂不规则的形状尽量分解为若干简单规则的几何形状，然后分别计算后加起来。这在今天，恐怕对小学毕业生也不是难事。就这样，两个月后我就被任命为会计，一年后，我一手算盘打得是大队老会计也自叹不如了。

   日落而息，日出而作，靠天吃饭，肩挑背磨。这是当时山区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没有公路，没有汽车，没有电灯，没有机械，没有图书馆，没有电影院。山高水险，道路崎岖，要寄封家信或买盒香烟，须走七八里路到公社。赶场，二十里。如果想看场电影，那就翻山越岭四十里到县城。物质是如此匮乏，文化是如此贫瘠，劳作是如此沉重。这些，已经是我们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难以承受的了，但命运还要给我们以额外的打击。七五年，送知青返回农村的汽车在途中发生惨烈车祸，三名正值花季的少女瞬间死于非命，数人受伤。我亲历了这场可怕的灾难，侥幸以毫厘的距离与死神擦肩而过。七六年，邻社一位与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知青，因夜行山路不慎跌入深涧，无人知道。三天后尸体才被放羊人发现，眼珠都已被老鸹啄去了，其状惨不忍睹！同伴的不幸遭遇给每一个知青心里留下的创伤和阴影，久久不能弥散。而通达家家户户的有线广播，总是充塞着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声嘶力竭的战斗口号，今天批林，明天批孔，后天批邓，生命不息，折腾不已。政治运动无休无止，却与我们面临的现实生活毫不相干。即使偶尔有关于招工消息传进来，但大多都与己无关，反而徒增烦恼。这不，听说邻社又有两个知青招工回城了，但人家是建材系统下来的，有工厂，弄几个名额招工还不容易？我们来自学校单位，哪来的招工名额，难不成回去当老师？没办法，只有等吧，熬吧！为了排解这种情绪，我们经常在劳动之余的傍晚聚在一起，拉起二胡，吹起口琴，唱起那首不知名的歌谣:“月儿高挂天上，花儿静静开放，我站在高高的山岗，眺望遥远的家乡……”。用表面的狂欢，掩盖内心深处的失落，无奈和焦虑……。

    所幸的是，在那段难捱的日子里，我有一个最好的陪伴，那就是书。我住的知青房大约十五个平米，分里外两间。外间一个灶台一口锅，几件农具。里间一张床，紧靠床是一张供我记账和看书用的小方桌。桌上是一架算盘，一盏马灯和一摞账本。屋里最引人注目就是那口红漆大木箱了，里面放满了我从家里带来的书，有文学，诗歌，历史， 还有一些英语读物。记得下乡刚到公社那天，村里派了一胖一瘦两个人来接我进沟。我这口红木箱很惹眼，胖子碰了碰，很沉，问我:“装的啥呀？”我说“书”，胖子很不屑的神情，随即转头去搬别的东西。倒是瘦小个子面露喜色，二话不说，背起箱子就走。这个爱书的小个子，就是我后来——直到今天——的好朋友长安。他的祖爷，原是当年跟石达开远征过来的太平军士兵，大树堡一仗惨败后，为了躲避清军的追杀逃进深山，隐姓埋名，入赘上门，才得以存活下来。七五年，我还步行一百多里山路，陪长安到更高更远的山里去相过亲，在那里，我看到过什么是真正的极度贫穷。

   书是我从小的好朋友，带给我很多快乐，也吃过不少苦头。读小学时，因为经常沉湎在街头连环画铺里，忘记去上课，挨过老师不少的呵斥和父亲的揍。读初中时，一次在课堂上看小说被老师逮住。这下不得了，身为班长上课看课外书，而且是“红楼梦”这样的禁书！下课后即被叫到办公室，记得那天我正好有点感冒，脑袋晕乎乎的。先是年级主任一顿狗血淋头的臭骂，急得我汗流浃背，然后是班主任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又感动得我痛哭流涕。虽然代价沉重——书没收，写检讨。但一走出办公室，我顿觉神清气爽，感冒霍然痊愈。从此我知道，原来骂人还有治病的功效。

    到农村后，经常在强烈的日光和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工作损害了我的视力，致使我参军的愿望因视力不过关而落空。这都不算啥，看书还差点给我惹出大麻烦。此事说来令人啼笑皆非。

    七六年春节回家期间，我与另一位同学一道，去看望了我高中时的英语老师。在读高中的有一段时期，我特别的痴迷于英语，尤其喜欢看一些英语文学读物。原因很简单，由于文化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清剿，中文版的文学名著稀缺，反而是英文版的更容易找到。我因为爱看书而爱上英文。还曾尝试将英文版的两本小说——英国作家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和意大利童话作家柯罗蒂的《匹诺曹》（即:木偶奇遇记）——翻译成中文，写成手抄本在同学间传看。此事被英语老师知道后，虽然她公开没说什么，但私下里表示了赞许。这件事她印象深刻。闲谈中老师告诫我们:“虽然现在你们在农村很艰苦，但不要放弃你们的兴趣和学习，情况总会改变的，中国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，说不定有一天，国家会需要你们再次走进课堂。”这番话，也许是老师的预感，也许只是她良好的期盼，但对于我，是第一次听到隐约与高考有关的信息。也反映出当时的知识界，已普遍产生了改变中国教育现状的意愿。临走，老师送了我一本书，是英文版的《泰戈尔诗选》。

    回到乡下，离双抢农忙还有一段时间。那天全队都没有出工，闲暇无事，我带上几本书，来到僻静的后山大石头上，打算好好读读。通常我只是静静的看，不会出声。春末夏初，风清气朗，枝头上鸟儿啁啾，山坡上野花盛开。不知是不是这样新鲜活泼的景象触动了我的神经，我心血来潮，站在大石头上，朗读起泰戈尔那首《纸船》来:“Day by day I float my paper boats one by one down the runing stream.……”（每天，我把我的纸船一只一只放进奔流的溪水……）。在今天，读书，即便是旁若无人的大声朗读，也不过是一件最平常的事。但在哪个年代，说不定就会惹出什么风波。

    两天后，一早有人带信来，说武装部戚部长找我有事，叫我即刻去公社。戚部长，公社副书记兼武装部长，绰号戚麻子。此人百事无能，最擅长两样——喝酒和整人。每逢政治运动，必先把自己灌醉，然后集合全社的五类分子，垂手恭立任其臭骂，稍不如意就把人吊起来。平时在乡民面前也喜欢耀武扬威。对这号人我从来不想亲近，但他大权在握，自然也不能得罪，所以素来敬而远之。他找我干啥？当兵？还没到招兵的季节啊。到民兵连开田改土？我是会计，工作脱不开啊。

    我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武装部办公室，进门一看，除了戚麻子，还有分管知青的吴书记和公社文书小宋在场。吴书记招呼我坐下后开始了下面的一段对话:

       吴书记首先发话:“小刘，下乡几年啦？”

      “三年多了”我回答。

      “平时都喜欢干啥？我是说空闲的时候，不忙的时候。”

      我想了想:“看书，拉胡琴，唱歌，有时也串串队。”

      “看书？”戚麻子插话了。“都看些啥子书？”

      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:“以前的课本，还有小说，历史，对了，历史，毛主席不是说要多读历史吗？”

     戚麻子不置可否的摇摇头，谈话停顿了一会。他眯缝起眼，抽了一口烟，突然话锋一转，问:“你会说外国话？”

     哦，原来是问这个，我连忙回答:“不，我不会说，我只会读，就是照到书上念。”

      “前天上午，你在王家院子后山，对到天上叽哩哇啦说啥呢？”

      “读书呀，读英语。”我回道。

      戚麻子正要继续问，此时走进来一个人，在他身边附耳说了几句。戚麻子随即站起来，示意吴书记起身，两人一块走出了办公室。

      此时，我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事，而且跟我多少有点关系，但到底什么事呢？

     大约十分钟后，吴书记一人进来了，满脸堆笑对我说:“小刘，今天找你来就是了解点情况，现在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回去的路上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读几句英文诗就惊动了书记、部长，不会吧？要说那个时代言行是得小心，尤其涉及政治，但泰戈尔的小纸船跟政治有啥关系呢？

 

 

    直到十多天后，我在公社供销社偶然碰到邻队另一位知青，作为闲聊，他跟我讲了前不久发生的一个真实的笑话，我才恍然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        

　　算来就是我在后山读《纸船》的第二天，邻队正在大渡河边干活的村民，突然发现大河上空出现一些圆乎乎白花花的东西，在风里飘飘荡荡。村民们都不认识是啥，只是看稀奇。其中有一个阶级斗争敏感性高的，晚上回家一想，觉得有点像电影中看到过的空投特务用的降落伞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公社武装部去报告，说是可能发现了美蒋特务空投的降落伞云云。美蒋特务！降落伞！这还了得。我们可敬的麻子部长当然高度重视，立即开会研究，并派了一个班的民兵沿河搜寻。巧的是，我前一天在王家后山大声读英语的事，不知也被哪位好事者汇报到了公社。显然，这两件事被联系到了一起，我似乎有跟美蒋特务进行联络的嫌疑。于是就有了传我到武装部问话这回事。大概就在谈话过程中，派出去搜寻的民兵找到了这些“降落伞”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这些所谓的降落伞，原来都是避孕套，作为新的计划生育器材，前几天刚拨到公社卫生院。在这个闭塞的地方，这还是个新鲜玩意，多数人都不认识。不晓得被哪个二百五偷了出来，以为是气球，一个个吹涨了，从山上往下放，引发了这场闹剧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此后，只是作为笑话常被人提起。但每当此时我是笑不出来的。假设，那天如果没有找到那些“降落伞”，当晚我是否回得了生产队呢？又假设，如果碰巧那时真的有什么美蒋特务光临，我又怎么来说清这件事呢？我还有没有后来的高考呢？         政治舞台波谲云诡，自然世界多灾多难的一九七六年过去了，时光进入到一九七七年。尽管生活和劳动仍如死水般一成不变，但政治空气似乎正在悄悄起着变化。广播里政治口号和说教减少了，歌曲的旋律多了些抒情的意味，一些老电影解禁了。我们终于有兴趣不辞辛苦地走上四十里，到县城看一场《刘三姐》或《早春二月》了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七八月份以来，不断有一些新鲜的风吹进山沟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关于可能恢复高考的消息。到九月份，虽尚无正式的说法，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印证，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，将势在必行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知青们开始骚动起来。有的翻箱倒柜寻找以前的课本，有的写信向家里索要复习资料，还有的干脆一走了之，回家补习去了。       毫无疑问，同样的波澜也在我心里涌动。对于我来说，高考就算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也是一条最好的出路，我当然不想放弃。只是我目前面临一种尴尬，这就是，我可能并没有多少复习准备的时间。因为，无比繁忙的秋收秋种即将到来。对于农民，这是一年中最辛苦最重要也最开心的季节，而对于我这个生产队小会计，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直到年底，只有一个字——忙！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首先是估产做预算，接着是一系列经济作物的收割:打桐子，打绢子（桐子，绢子都是一种榨取工业油料的植物种子），打核桃，挖花生，割芦草（一种用来编织草席的植物）……。这些作物，有的要卖给供销社，有的要分配给社员加工，总之都是会计分内的事，无人也无法代替。而一旦开镰收割稻谷和玉米这两项最主要的农作物，那就不是一般的忙，而是忙得昏天黑地了！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稻谷的收割开始了。为了抢季节，腾出田地备耕明年小春，近三百亩水稻，两百亩玉米，无任何机械和运载车辆，全凭人力，必须在十月下旬前完成收割。每天天不亮，我就跟着收割的队伍来到田间 ，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 ，铺上几张大芦席，准备好一副箩筐，一根抬杠，几个撮箕，一杆大抬称，以及算盘和账本，等待附近田间收割的人们一背篼一背篼的将打下的谷子背来。我的工作是指挥清除杂草土垃，取样备份，过称，记录。中午吃点自带的干粮，有时也在附近农家将就一顿，然后接着干。天黑看不见了，打谷的人们可以回家吃点饭，短暂休息一会。而我必须利用这段空隙，按照预算方案和记录的当天收割量，迅速算出每一户今天的分配量。因为不一会，人们就拎着口袋背着背篼，提着马灯打着火把，来等着分粮回家了。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一百余户人家的分配需要很长的时间 ，等到最后一个火把离去时，通常已是后半夜。我和参加分配的几个人，需要收拾起所有器具和分配剩下的少量粮食，寄存到明天可能顺路的农户家里，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完成。此时才能借着微弱的马灯光，带着辘辘饥肠，沿着崎岖山路回家去。 也许是为了我的安全，也许是不让我寂寞，沉默寡语的长安，经常把自己家的粮食背回去后，又返回来，默默地一直陪着我完工回家。回来后，草草扒几口冷饭，想在煤油灯下看会书，复习复习功课，可是两张眼皮完全不听使唤，一个劲的往下耷拉。想到一会天不亮又要出工，无奈，只好带着极度的疲倦上床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十月下旬，秋收接近尾声。关于高考的消息正式明朗化，人民日报刊载了“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发生重大改变”的文章。父亲来信了，为两件事催促我赶快回家，一是参加学校为准备高考的子弟举办的补习班，二是告诉我，关于为生产队购买电线的事已落实，让马上带四千块钱回去办理。其实，这时我真想回去了。但是我还走不了，同样有两件事拖住了我的腿。      

    第一仍然是工作，主要的收割工作虽然完成了，但秋收并没有完全结束。红苕正在挖，甘蔗还没有砍，羊毛还没有剪……。尤其对于会计，还有上公粮、选留明年种粮、耕牛饲料粮，计算发放军烈属五保户的补贴粮等等一系列事情。更要命的是秋收一结束紧跟着就是全年决算，一百个家庭就意味着一百个决算户头。虽然决算的最后结果要到年底才能出来，但这之前的统计和资料汇集工作量极其巨大，根据往年的经验，现在就必须着手做，否则无法如期完成。第二件事就是父亲信上说的买电线的事。这件事说来算我自找苦吃。把电能引进山沟是村民们多年的渴盼，也是我从来这里第一天起就有的心愿。几年来我对昏暗闪烁的煤油灯深恶痛绝，它不但损害我的视力、身体，开个玩笑，对我的形象也伤害巨大。直到今天，当老知友们聚在一起忆旧，说我当年早上起床后那副尊容堪比熊猫:脖子是黑的，脸是黑的，鼻孔是黑的，眼圈是黑的。而如果有了电，不但我渴望的照明问题可以解决，还可以引进机械，用来打米磨面，排水灌溉。大大提高效率和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命运要我们一辈子呆在这个山沟里，我们一定要想法改变这里的某些落后状况，比如引进电能和改造道路，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一些变化，否则我们来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意义。而引进电能应该是引起改变的第一步，所以，我一直是这件事的积极推动者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其它条件都具备了，唯一缺的是电线。而电线当时是紧俏物资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几个月前，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我父亲，希望他的学生中有人能帮上忙。果然，他的一位学生，如今在郊县某厂当厂长，答应帮忙。现在，只需准备好四千块钱，就可以把电线运回来了。可问题也在这里，四千块，对于我们这样的穷山沟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要一家一家的凑，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凑齐的，需要等。所以，我现在走不了。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繁忙的秋收终于结束了。转眼，时间来到十一月中旬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起来，远远的高山上，已隐隐能看到积雪。坡上的树林，被西风浓浓的涂上一层斑斓的色彩。派往深山修渠筑堰的人，因天气太冷无法施工，都陆陆续续回家来，准备过年了。他们也带回了我决算所需的最后材料，年终决算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。买电线的钱也差不多凑齐了。父亲又来信催促，口气严厉。看来，该是回去的时候了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钱是村民们壹分壹角凑起来的，每一分都是他们的血汗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用一根布带把四千块钱扎好绑在腰间，外面再穿上外套。乘汽车辗转两天，回到家里。       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买电线的事办妥了。剩下的事就是集中精力复习备考了。当然，为了确定复习的方向和重点，必须首先确定报考志愿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和父亲发生了严重分歧。     

    我从小对文学，历史有浓厚的兴趣，语文成绩一向很好。这方面我似乎更多的受到母亲和老师的影响。我母亲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喜欢读书，尤其喜欢读书给幼小的孩子们听。我至今记得小时侯听她读《红岩》，读《绿色的远方》，读《五彩路》，每每使我心驰神往，如痴如醉。读中学时，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白敦仁先生给我以更大影响。白先生是一位在全国享有声望的特级教师兼学者，是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的朋友，五十年代曾在波兰华沙大学东方语系任教多年，七八年以后被聘任为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。白先生的讲课极其精彩。七十年代初，他的语文课常有大批来自省内外语文老师的观摩，因为听课的人多，我们称这种观摩课为“大课”。而每次大课，我都是被抽起来回答问题最多的一个。高中时，我的作文还常常被作为范文在校际间交流。因此在高考志愿选择上，我的老师们几乎一致认为我应该报考文科。

    而我的父亲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。他出生在川东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祖上除出过一两个秀才外，其余平平淡淡，乏善可陈。据说我曾祖父时家境尚可，后来一场诉讼使家道败落，到我祖父时，已沦落为乡间的一名穷裁缝。父亲读过几年私塾，后又上西式学堂，成绩都是出奇的好。家里无力支付学费，全凭他的奖学金维持。十四岁时，一方面家里实在无钱供他继续读书，一方面不堪继母的虐待，只身离家出走。先在重庆等地打临工，后经亲戚介绍，到一所高等技术学校当校工。在此期间，他凭借旁听继续学业并对某项工业技术产生浓厚兴趣。四九年以后，国家从工农中招收调干生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哈工大学习，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四川大学工学院（即后来的成都工学院，成都科技大学。现已再度并入川大）任教。一九六五年他被国家选派为访苏学者准备赴苏，正在北京集中学习时，因文化革命突然爆发而搁浅。父亲为人严谨近于刻板，缺乏浪漫情怀，崇信科技，相信实业救国。从小就要求我学好数理化，在父亲的督促下，我数理化成绩看起来也不错。但不知为何父亲一直视我对文学的喜欢为“不务正业”，总是横加干涉。这一次，他一如既往的强烈要求我报考理工科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为了更有力的说服我，父亲搬来了他的好友田教授。田教授是湖南长沙人，在他的学术领域算是一个权威。田教授不但强烈建议我报考理工科，还全力向我推荐了湖南大学，向我描述湖大历史如何如何悠久，校园如何如何漂亮，学风如何如何自由等等。说实话，虽然对湖大我了解不多，但对于全国四大书院之一，曾有多位大师住跸讲学的岳麓书院，我是久闻其名。而对于在近代中国产生过无数豪杰的湖南这片土地，我也一直心存仰慕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当时对考大学抱着非常简单和现实的想法，不就是寻条出路找个饭碗吗？既然读理工更易于找到饭碗，那就读吧。虽然此前想的是报考文科，但也没什么时间复习，何况自己数理化底子同样不错，现在抓紧最后时间复习有关功课，我觉得能考上。就这样，我选择填报了湖大汽车专业。当然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便于照顾父母，我第一志愿还是填报了成都工院，只是由于湖大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大学享有优先录取权，所以我最后上了湖大。        该办的事都办妥了。十二月上旬的一天，我找了一辆顺道的货车，把几十卷电线扔上去，颠簸两天，又回到了乡下。此时，离高考到来的日子，已经屈指可数了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记不得考试的具体的日子了，大约是十二月中旬末或下旬初。临考试的前一天，我一大早起来，准备好纸笔等，又揣了两根烤红苕在兜里——这是为自己路途上准备的午饭。步行向县城出发。隆冬时节，天气真冷啊，河风迎面吹得人脸上生疼。高山上滴水成冰，身边的大渡河水势减弱了很多，暂时收敛了往日的喧嚣，河水颜色也由通常的瓦青色变成碧绿色，柔顺而安静的流淌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 那时的县城，简陋得就像一个大村庄，总共一条半街。旅馆只有两家，大的一家是县委招待所，在大街上，贵，还住满了。我只好住到半条街上的小旅馆去。       考场设在临河一所小学里，房屋破旧，门上有裂缝。当监考老师宣布考试开始，大家都安静下来后，除了能听到笔尖在卷子上移动的沙沙声，还能听到风在门缝处丝丝作响。

　 四个科目分两天考，政治、语文、数学和理化。政治和语文我都完成得比较快。尤其作文，由于心里早就有很多素材，所以手到擒来，一挥而就。当然完成得快不一定就意味着很好，但一般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数学遇到一些麻烦，有一道题不会做，还有一两道吃不准，但多数还是顺利完成。物理有一道应用题看起来很复杂，下来后听说有的人费了两张草稿纸也没有做出来，栽在这道题上的人不少。其实这道题并不难，只是条件设置得有点绕，容易让人发瞢。只要冷静厘清关系，运用能量守恒定律就可以轻易解答。化学大概是我最不喜欢的科目了，肯定不会考得太好，但和物理弄在一起，拉长补短，结果应该还马马虎虎吧！

    歹也罢，好也罢，高考总算过去了，一切听天由命。我终于可以回去安安心心搞我的年终决算了。一九七七年真是风调雨顺的一年，不但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，因为重视了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，国家又提高了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，今年日工分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八角钱，几乎是往年的两倍。一般家庭除分得足够的口粮外，还有一二百元现金进账，劳力多，出勤高的家庭高达四五百元。决算报表就贴在我住房外的墙上，看到村民们每天围在那里指指点点，喜笑颜开，我心里也会泛起一丝自豪。

    被录取的消息是一月中旬获知的，但过程颇富戏剧性。那天，几个要好的知青聚在一起，弄了点饭菜，商量结伴回家过春节的事。除我以外，我们中间还有两个知青也参加了高考，不过大家都认为我的希望最大。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得热闹，忽然听见公社有线广播里仿佛在说公布高考录取名单什么的。等大家安静下来，广播里已开始念名字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包括中专在内一共念了六七个名字。但是，我在其中并未听到我的名字，也未听到另两个人的名字。从其他人表情上，我看出他们听到的结果也一样。刹那大家都沉默了，气氛显得压抑。我暗自嘀咕一句:“糟糕，看来我这次根本没准备好，也许只有等下一次机会了”。正在忐忑不安，听见广播里开始重复第二次播报。这次大家凝神细听，当第一个名字念出来的时候，突然爆发出一片欢呼。原来，我的名字被放在第一个，刚才也许是播音员失误，也许是现场太嘈杂，总之居然没有一个人听见。欢呼声未落，忽听有人对我大喝一声:“张嘴”，我知道属于知青部落独有的，奇特的庆贺仪式开始了。只见七八双筷子夹着不同的菜，一齐送进我嘴里。规矩是不能咀嚼，更不能往外吐，必须囫囵吞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了这种既伤脾又伤胃，近乎虐待的祝贺方式。但此时，我必须接受他们的祝贺，尽管我憋得两颊通红，满眼是泪。

     过了几天，收到了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。通知书规定的到校报道时间是三月上旬。这意味着这次回家过春节后，我将不会和往年一样，跟同伴们一块回到这里。

    工作已经在前几天移交给了新的会计，有了录取通知书，就可以办理一切有关离开的手续了。听说我要走了，几天里，不断有村民前来告别，我把属于我但又不能带走的东西，包括农具和生活用具一一转送给他们。所有书籍，包括那口红漆木箱，我送给了长安，我知道，这是他最渴望得到的东西。

    一九七八年一月的最后一天，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四年，洒满了无数汗水，镶满了无数脚印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的小山沟。长安一直送我到公社，我们挥泪而别。

    命运，真的是一个玩笑高手。这一天，山沟里通电了！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后记

     一月后启程赴校报到。我没有选择通常的乘火车，而是乘船由岷江入长江，然后顺长江东下，经重庆出三峡，过荆州到城陵矶上岸，经由岳阳到达长沙。这大抵是古人出川求学或出仕的路线。在进入湖南境内时，我写过一首《古风》表达自己的心境，其中一段是这样的: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曾记瘦虎在平阳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世事彷徨正心伤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零落彳亍酒一杯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翼王碑前几倾缸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君不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南山虎瘦雄心在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风来趁势还山岗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即从巴峡穿巫峡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便由长江入湘江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……

       

   “往事回望如烟云，谁不梦里寻曾经？”。四十年过去了，在这四十年里，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旅途上，会看到各自不同的风景，有的人登上了高山，有的人遇见了大海，有的人错过了花，有的人收获了雨。但不管是谁，如果你亲历过七七年高考这段特殊岁月，一定都会在心里留下某些刻骨铭心的印记，它如此宝贵，如此难忘，我相信，它将成为你生命里永远的珍藏！

（完）